噴膠棉紡織的起源

    商代的絲織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記錄中，已有充分的反映。甲骨文已見桑、蠶、絲等字，桑字如桑樹的象形，商代已種植桑樹，這是沒有疑問的。種桑是為了養蠶，蠶字也是蠶蟲的肖形。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曾發現過半個蠶繭，浙江河姆渡牙雕盅上也見蠶的刻劃圖形，鄭州青臺、浙江錢山漾發現的絲織品，均說明新石器時代的養蠶習俗存在當確鑿無疑，養蠶習俗至商朝更加盛行，這是合乎常規的繼承發展，說商代養蠶業十分發達，這也應毫無疑問，殷墟考古發現的玉蠶即是一有力的佐證。養蠶是為了抽取蠶絲，抽取蠶絲后便可以進行絲織，甲骨文的絲字，是兩束纏繞好的抽絲象形。桑、蠶、絲是絲織的前提，種桑、養蠶、抽絲技術的發生與發達，使商朝的絲織業也取得了空前發達的成就。《說苑?反質篇》說：殷紂王“錦繡被堂……非惟錦繡、絺、紵之用邪！”《帝王世紀》也說：殷紂王時“婦女衣綾紈者三百余人”，此兩則記述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商代絲織的發達情形，考古發掘也證實了商朝的絲織已達到品類繁多、精益求精的階段。如河北藁城臺西遺址發現的粘附于青銅器上的絲織物，就包含有平紋紈、皺紋縠、絞經羅、菱紋綺等等；噴膠棉殷墟婦好摹銅器上粘附的絲織品有紗紈（絹）、朱砂染色帛、雙經、緯縑、回紋綺等；武官大墓三件銅戈上也發現絹帛痕跡，殷墟其它地點的墓葬也經常發現有絲繩、絲帶和覆蓋尸體的絲帛片等，在傳世的商代銅器上，也見發現花綺的報道。
    商代的麻織，由于更具有廣泛性、大眾性，故其發達情況亦絲毫不遜于絲織。浙江河姆渡遺址發現的苘麻痕跡和紡車等，說明麻織業在中國淵源甚早。商代麻織品的發現，已見于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墓葬和河北藁城臺西商代遺址等，這些發現共同表明，商代麻織的技術水平已達到一定的高度。
    商代的毛織，主要見于新疆哈密五堡遺址，該遺址出土的毛織品，有平、斜兩種組織，并用色線編織成彩色條紋的罽，表明毛織技術已具一定水平，遺址年代在公元前 13 至 14 世紀，距今約 3200 年左右，相當于商代晚期。河北藁城臺西商代遺址也曾在麻織品的夾雜中發現一根羊毛，經鑒定屬山羊絨。這些發現表明，中國毛織的技術與習俗，至少在商代便已出現。

   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葬中曾出土有青灰色棉布，經鑒定是聯核木棉。武夷山船棺葬的年代與前述新疆哈密五堡大略相同，故木棉紡織的技術與習俗據此而知，大約在商代晚期亦已發生。